深圳河两岸，一边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深圳高楼，一边是稻花香里说丰年的香港农田。深圳河自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，出伶仃洋，中下游为深圳与香港的界河。（视觉中国/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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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段过去了不算久远的历史。然而因为资料的语焉不详，让作者在深圳这样一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，寻找七十多年前那场大营救留下的痕迹，变得并不容易。
七十多年的时光像那条缓缓冲刷深港边界的深圳河，尽管两岸风物已与当年殊异，但流淌的河水仍是一条充满记忆的纽带，偶尔泛起的浪花正是不会沉寂的往事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这朵历史浪花的背后，折射出南中国这片热土，如何将“沧海桑田”这个时间大维度的成语浓缩在几十年间变为现实。
文 | 庞勉
责任编辑 | 杨嘉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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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：倾城的至暗时刻
“那天是十二月七日，一九四一年，十二月八日，炮声响了。一炮一炮之间，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，山巅、山洼里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，说开仗了，开仗了。”这是张爱玲在《倾城之恋》中描写香港沦陷时的一段文字。虽是小说家之言，却基本与史实相符。在日军攻占主要水源地--黄泥涌水库，切断港岛的淡水供应后，12月25日圣诞节的黄昏，飘扬在中环半山总督府上空的米字旗易帜成膏药旗。香港进入了历史上黑暗的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。
由于港战的突然爆发和迅速结束，连接香港岛与九龙半岛的航道遭到日军封锁，平日舟楫往来的维多利亚海峡，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。弹丸之地的香港岛上，数百名内地文人、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来不及撤离，整日惶恐不安，躲避着特务的劝降和宪兵的追捕。他们无路可退，背后是正在爆发着战争的太平洋。
很多年以后，胡绳回忆起滞留港岛的那段“生死难卜”的日子：“……我们便被投入到战火下面生活。我们放弃了跑马地的寓所另找住处……我和朋友们的联系几乎都断掉了……”
就在这一批平时消息最为灵通的文化人为自身出路焦虑不堪、忧心如焚的时候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（当时设在皇后大道中18号二楼，对外称“粤华茶叶公司”）负责人廖承志已经接到了远在重庆的周恩来的密电--全力抢救民主人士、文化界人士的指示。1942年元旦，廖承志、连贯、乔冠华三人星夜冒险从铜锣湾避风塘偷渡到对面的九龙红磡（日后众多文化人离开港岛偷渡九龙基本上走这条线路），在旺角上海街的一幢楼房里，以打麻将为幌子，和前来接头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（东江纵队前身，以下称游击队）政委尹林平敲定了大营救的两条主要交通线：一条是从九龙至西贡镇，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（东线）；另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荃湾、元朗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（西线）。
一场即将影响中国文化进程的大营救，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开始了。半个世纪以后，胡绳写下的这段文字差不多就是当时亲历者离开港岛的共同记忆，“一天，一个朋友来通知我，立即在当夜坐船渡海到九龙，准备步行离开日本军队占领地区，进入东江游击队的地区（这个地区大致上就是现在的深圳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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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线：探路急先锋
1942年元月3日，清晨5点多，古老的沙鱼涌迎来了两位客商和一位教书匠的身影。步履匆匆的他们，很快淹没在“投墟”（赶集）的熙攘人流中，向村外走去。除了人群中十几双护送便衣的眼睛紧盯着他们，并没有其他人多看一眼。沙鱼涌的村民早就见惯了繁忙的水陆码头上形形色色的过客。
这三位过客，正是前一天在九龙部署大营救的廖承志、连贯和乔冠华。此刻，他们正以“被营救者”的身份，冒着巨大的风险，充当着东线探路的“前哨”。沙鱼涌就是首个登岸点。
沙鱼涌位于大鹏半岛西南端海岸线的中间点，南临大鹏湾，全长10.9公里的葵涌河在此入海。明朝初年，客家人已在河涌东岸构筑村落。因为晒制海盐又有天然避风港，明清两代均于此设办盐埠，管理产盐及贸易。而后逐渐增设商埠子埠和海关关厂（即海关分关）。1938年，日军侵略华南，占领各大城市，控制主要交通线后，与九龙隔海对望的沙鱼涌凸显地利，成为华南地区与香港联系的重要通道。其时，小小的渔村俨然是一座“微型城市”：海关、警署、教堂、银行、货栈、当铺、妓院、烟馆……每天十余艘客货轮往返沙鱼涌和九龙之间，贩卖物资的商贾以及从事搬运的人员达万人之多。这里，交通便利、人事混杂，便于营救中的接应和掩护。
深圳作为一座滨海城市，拥有长达260公里的海岸线，东部大鹏半岛海岸线更以优美著称。（东方IC/图）
那个时候，沙鱼涌海域不仅有日军的巡逻炮艇，海盗的突然袭击，还有随时可能会出没的鲨鱼（沙鱼涌因此得名。迟至1957年，渔民还捕获过两条体重万斤的大鲨鱼）。游击队员陈志贤在《大鹏湾护航》里记录了当时的情景：“约于凌晨三时，两条武装护航船，顺利到达沙鱼涌海域，肖华奎队长命令两船驶至离海岸五六百米停泊……一直等到早晨五时，肖队长才下令叫通讯员用手电筒，向沙鱼涌方向发出三长两短的信号，连发三次，很快就得到对方的回答信号。我们这两条船立即驶向岸边靠了岸。”靠岸的地点就在沙鱼涌村南边的东芴海滩。
现在，从沙鱼涌村到东芴海滩要经过一段修在山崖间的海滨栈道。不久前的台风山竹将河涌对岸的观光栈道悉数吹毁，而这一边因为背风，躲过一劫，只是有不少的落石和树木横亘路间。挨着山岭的路边，有一座不知什么年代废弃的碉堡，透过射击孔瞭望，不远处的东芴海滩上，推土机忙着将“山竹”登陆时拍上防波堤的海沙恢复到原地；海滩在若干年前被辟为东江纵队北撤纪念公园。大营救结束的四年后，东江纵队奉命从这里出发北撤山东烟台。一间纪念北撤的亭子就建在海滩西边的海蚀礁石上。亭外，碧波滚滚的大鹏湾洋面上正航行着往来盐田港的巨轮。
廖承志、连贯和乔冠华在海滩上了岸，随即在游击队便衣的接应下，穿过我身后的这座山岭。据说岭上还保存着一段他们走过的古道，只是这一带至今归属军事管理区，我无法一探究竟。
不过，在岭的西侧，距沙鱼涌村牌坊约500米的地方，我找到了一道横跨葵涌河的老石拱桥。因年久失修，桥头两端埋设了禁止通行的隔离桩。我目测了一下，桥长约20米，宽约两米多，离水面有五六米高。桥身两侧分别留有“拱福桥”和“x善最乐”的繁体题字。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公路通车之前，这道桥梁一直是沙鱼涌乃至大鹏半岛与外面的交通要道，东线必须经此桥才能前往金龟、田心。
金龟其实不是一处村庄的名字，而是七处自然村落的合称。发源于海拔530米坪头岭的一条溪涧，自西向东蜿蜒流淌穿村而过，最终汇入深圳的第三大水库--赤坳水库。溪涧因常年水量丰沛，被称为金龟河。河的两岸百草茂盛、林木丛生，在同石村（位于金龟河下游）一带，几十株树龄数百年的古榕须叶浓密、绿荫匝地。行走在村里的每一处，总有汩汩的流水声灌满耳朵。400多年前，客家人迁徙至此；又100多年前，湘赣交界的客家人来到这里，他们带来了桔树。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春天白色的桔花和秋季红了的桔果成为金龟迥异于周边乡村的风景。漫山遍野的桔树林里，一条古道自沙鱼涌逶迤而来。
然而，当我在金龟兜兜转转寻找古道时，并没有看到桔树。20多年前的一场虫害，已让它们消失殆尽，现在山野里栽植的是荔枝和龙眼。
几经周折，在同石村外的一家农家饭庄的屋角，我看到了用椭圆石块铺筑，仅容一人落脚的古道，朝西的一端连着一条仄窄的石板桥。曾经绵延数公里的古道只残剩20米，且深陷在四周屋舍的围堵之中。孤伶伶的一段，既没有来路也没有去处。能看得出来，除了饭庄看门的大黄狗偶尔会来嗅嗅野花、扑扑山蝶外，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。
古道自明朝起就已有之。清朝道光年间，葵涌镇上的一户潘姓家族，体察乡党跋涉泥泞山路的辛苦，遂捐银购石铺设路面。依今天的眼光看来，小道未免失之简陋。但是在以前的“畜力时代”，能在山川起伏中走上这样的路，无异于走上一条“坦途”。
金龟村古道。（庞勉/图）
1942年元月3日的上午，廖承志、连贯和乔冠华走完这条“坦途”后，为了避开坪山圩的日军，他们一头扎进隐蔽的山路，翻越田心山山脉。主峰海拔689米的田心山山脉是今天深圳坪山、葵涌和惠州淡水街道的界山，游击队惠阳大队的驻地在北麓的田心村。
时任游击队司令员的曾生将军在回忆录写道：“元月3日中午，短枪队带回来一批人，为首的胖胖的身材，头戴鸭舌帽；一个长得矮小；另一个高高瘦瘦戴了一副眼镜。‘啊，廖承志、连贯、乔冠华同志，他们脱险回来了！’我们高兴地喊起来，悬了好几天的心才放下来。”
坪山大工业区里的一条金田路把水祖坑分为新围和老围。新围就在路边，而老围，差不多要开到金田路的尽头，再走上一段乡村水泥路才能到达。这里离惠阳很近，我看了一下手机，信号都被切换成惠州移动了。村口一处半月形的大池塘后面，座落着一片巍然的客家围屋，远远望去，城堡似的。它是叶氏宗族的“水祖新居”，建成于清朝道光癸未年，说是“新居”，却比我要寻找的“水源世居”早100多年。
从大营救西线白石龙转送来的茅盾等人，曾经到过这里。茅盾在《脱险杂记》里写到：“相当高的墙，围成四方形，看不见有窗。外面又是围墙，墙上密布枪眼。我们在山上看去，就象从飞机上俯视一座大城。大圈圈里有小圈圈，整整齐齐，四方形，威严而雄壮。”由于连着好几天，离水祖坑十里远的公路上，出现两三百名日军和两辆装甲车，茅盾、廖沫沙等人不得不数次从围屋撤至屋后的山上，“总之我们在这个堡垒形的大院，往返进出三次，却只在它近边的山上树林里露宿了三晚”。而一觉醒来，总有“十多位武装战士在守卫着我们”。离开水祖坑的那天早上，在围屋里，他们享用了难忘的好饭菜，“四大碗，有鸡蛋，腊肠和腊肉”。
在“水祖新居”的背后，我找到了“水源世居”。这是一栋深圳地区相当罕见的客家排楼。这种客家民居形式，出现在民国时期。与传统客家民居的区别在于，二楼有开放的阳台、连廊，栏杆则有鲜明的现代元素。这栋房子建于民国22年，主人曾经参加过香港海员工会。廖承志、连贯、乔冠华就在二楼的客房里休息了一晚，认可这里具备大营救的接待条件。随后，他们匆匆北上，分头在老隆、韶关、坪石负责大营救向大后方的转移。
七十六年过去了，眼前的这栋两层高的排楼已经墙壁开裂、成为危房，不能入内。我大概数了一下，计有六道纵向、三道横向的槽钢从四面箍住墙体，还有两道从底部托住阳台。我从一楼虚掩的窗户探视，屋内有一截古旧的扶手木梯伸向二楼，看上去还相当完好。
今日水源世居。（庞勉/图）
尽管只是一次短暂的停留，“水源世居”却成为一生传奇的廖承志始终惦念的地方。很多年以后，廖承志的儿子廖晖托人拿着父亲在排楼前的留影，寻找到这里。同样难以忘怀的，还有著名法学家张友渔。在所有路过这里的被营救者中，他和夫人韩幽桐在这里住了最久，前后有十多天。在回首那段经历时，他不无感慨地写下：“我们到达惠阳（本章提及地名在1958年前归属惠阳县），地下党组织安排我们住在田心村一个老海员家里。那老海员只有一个孩子，把我们当家人看待，每天给我们煮红米、白薯吃。我们知道，在那战争年代，这也是难得的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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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线：穿越今日深圳中心区
“……终于到了茫茫一片的水边。有渡船，那是平底大木船。我们这一群总共装了三船。”茅盾在《脱险杂记》里接着写到：“三十多分钟以后，三条木船都靠了岸；这是宝安县属，是沦陷区。”从九龙一路化妆成“难民”的文化人，拿着东江游击队便衣搞来的“良民证”，心惊胆颤地通过了河边日军哨卡的“点验”--茅盾称之为“鬼门关”，“过了这鬼门关的人们都跑得很快……回头再一看，呵，后面来的三五位神色仓皇逃也似的奔了来。他们一面跑，一面向我们挥手喊道：快走呵，日本小鬼要打人了！”
茅盾并没有记录渡河后的地名，但在《曾生回忆录》里，我找到了明确的记载，第一批经西线营救的邹韬奋、茅盾等人“经元朗、落马洲，到深圳河边，乘小艇过渡到北岸赤尾村”。
从今天繁华的深圳华强北向南步行2公里，在右手边就能看到“赤尾村”的牌坊。和深圳河边的许多村庄一样，赤尾在对岸也有大片农地，村民经常要过香港种田，至今赤尾还保留着进出香港的耕作口。1957年的一天，70多户村民过河种田后，没有返来，而是留在那边另建了一处叫信义的新村。
在1979年绘制的“福田公社地图”上，赤尾周边大致还是邹韬奋、茅盾上岸时见到的“此地一望平坦，全是稻田，远处青山，像一座屏风”景象。快四十年过去了，赤尾已是一副“泯然众村”的“城中村”模样。
当我爬上村里的一幢高楼，向西南眺望时，发现河对岸的风景倒与茅盾的描述颇有几分相似，只是成片的稻田换成了一口口明镜似的鱼塘。而眼前的风景，即使茅盾当年在岸上回首也无缘得见，它源于二十一年前深圳河的一次治理。
全长37公里的深圳河，本名罗溪或罗湖河，因1898年中英签订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，误作深圳河而得名。自东北流向西南的河水，在赤尾附近突然向南兜绕了一个“几”字形的大弯，逢临雨季动辄洪水泛滥。1997年初，深港合作对河道“截弯取直”，新故河道在赤尾和“皇岗--落马洲口岸”之间合围出一块大约87.7公顷的土地。由于这一段的深港边界以深圳河的中间线划分，河道取直后，本来深圳管辖的位于北岸的河套地区，换位到了南岸，成为香港的管辖范围。那一年香港回归了。
深圳河河套附近景观。（庞勉/图）
和赤尾一样，梅林坳是西线的一处重要接应点，是到达当时东江游击队总部白石龙村的必经路段。从赤尾前往梅林坳的小路，几乎自南向北穿过了如今高楼耸立、道路纵横的深圳中心区。在七十六年前邹韬奋、茅盾他们经过时，这里还遍布大大小小的山包和农田，随处可以看到持枪放哨的日本兵。
“但在（日本兵）这一喝问之后，我们就离开那大片的刚收割了的稻田，走上了灌木密茂的山坡。那山坡愈走愈高，后来到了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，大家都累了，就坐路边休息。这里有几株大树，大家分成几股都坐在树下。”
“大家”树下休息的地方，就是现在位于梅林后山南坡、梅林水库东侧的梅林公园古荔区。这里，先前植满了杨梅树，梅林因此得名。后来，村民改种更服水土的荔枝树。四百多年间，最盛时有1万棵之多，邹韬奋、茅盾路过时尚有5千多棵古荔树。我来到这片林子时，眼前所见显然没有那么多，细究之下，得知经过1953年梅林水库的修建和后来陆续的城市征地，目前余有1千多棵。幸运的是，刚刚横扫这座城市的台风“山竹”，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，这里依旧蓊郁苍翠、虬枝峥嵘。
林间有一条水泥山径，几经起伏后，一座“古庙”--“三圣宫”出现在路尽头的山坡上。这让我颇有些犹疑，在我查阅过的大营救资料中并没有这样一座“古庙”。解签的守庙人告诉我，这庙始建于南宋，供奉曾在梅林显圣的三位分别姓“邹、黎、石”的神仙。1995年因修路，迁来此处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座“古庙”的东侧山墙上，写上字提醒前往三圣宫的行人，此刻脚下的林荫小道，正是当年多名爱国人士经此翻过梅林坳到达白石龙的。
然而我未能从这里爬上梅林坳，“古庙”后面的登山口因台风封闭。在知情人的指点下，四十分钟后，我出现在梅林坳的半山腰。一条花岗岩石板铺筑的道路出现在脚下，路北侧靠山绵延着一道约3米高的铁丝网。这是前几年才开放的“二线关”巡逻路。
“二线关”始于1982年6月深圳特区管理线的修建。这条管理线东起大鹏湾畔揹仔角、西至珠江口姑婆角码头，全长84.6公里，包括铁丝网、巡逻路，以及供电、照明、通讯、供水等设施。建设之初，沿线设置了6个联检站、29个耕作口、163个岗楼和165个涵洞，后有增减。1985年正式启用后，外地人员需持“特区通行证（边防证）”，才能进入深圳经济特区（俗称关内，管理线外的深圳地区俗称关外）。相对于俗称“一线”的粤港边境线而言，这条管理线被称为“二线”。
此后三十多年里，除了车马喧腾人头攒动的联检站，“二线”附近的狭长地带渐渐人迹罕至，成为市区内相对“原始”的地域。如今，梅林坳山腰间的这段巡逻路被辟为绿道，来这里徒步、骑行、游赏的市民络绎不绝。他们中间或许会有人想到，那些写下灿烂篇章的作家、学者，很多年以前，曾身影疲惫却神情倔强地经过这里。
1942年元月13日，下午，从香港一路坎坷而来的人们站上了梅林坳。短短一百多里的行程，他们走了四天，终于从危机四伏的敌占区来到了相对安全的游击区。梅林坳是今天深圳福田区与龙华区的界山，山并不算高，却因为山南沿海地带平原坦荡、丘陵低矮而显得格外高耸突兀。就是这样一座山，在那个时候像一道横亘在命运里的门坎，挡住了死亡和绝望，跨过去就是生，就是希望。
领路的交通员轻快地哼起：“我们都是飞行军，哪怕那山高水又深……”已经精疲力竭的人们猛然醒悟，“到家”了！欣喜若狂，一路上不敢开口怕口音暴露身份的大家，不顾一切地冲上山岗大喊，连扭伤了脚的邹韬奋也不例外，“再会吧，香港！”这里，“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”。群山之下，不远，一座村庄正张开怀抱，那就是白石龙。
廖承志在广州与脱险的文化界人士合影（前排左起：茅盾、夏衍、廖承志；后排左起：潘汉年、汪馥泉、郁风、叶文津、司徒慧敏）。（南方周末资料图/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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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石龙：脱险归来
从深圳的市民中心搭乘地铁，十四分钟后，便直达了白石龙。七十六年前，遍植沙梨树的山地，现在“种满”高高低低的楼房。如果不是脚下一路下坡的人行道提醒，我真的看不出来这里曾经是一座山坡下的村庄。
“村前有一个广场，一座漂亮的两层小楼房，矗立在村子中间；还有一座镶着十字架的小教堂，也很显目；村后长着茂盛的树林；村前一条小涧传来淙淙的水声。”这是交通员李筱峰护送邹韬奋、茅盾等人到达白石龙时看到的村庄。
那个时候，白石龙只有二三十户人家，却多达十几个姓氏，村民都讲广府白话。这与周边家族聚居讲客家话的围村明显不同。据说他们的先人是南宋末年遵奉宋少帝旨意来此屯田的兵士，故而姓氏众多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附近还有一处叫“皇帝田”的地名。
以1979年为界，深圳的许多村庄把之前的居住地称为老村（围），之后的命名为新村（围）。白石龙也不例外。老村处于新村白石龙一区的北端，面积很小，村民自建的“握手楼”东西排列。可是，除了门牌上的“老”字，我没能找到其它，目力所及，村里最老的房子恐怕都不会超过30年。
茅盾在《脱险杂记》里也提到了那座教堂，“当然只剩下一个空壳，教士早已走了，信徒也已星散，家具更不用说早已荡然无存......”这是一座1929年建成的天主教堂。其时正值天主教在深圳地区广泛传播，西方神父从香港沿广九铁路北上，看中了深圳腹地的白石龙，便留下来传教。两年后，由香港教会出资 ，一座三间两进、白墙黑瓦的房子出现在村里。如同茅盾猜度的那样，“它是曾经盛极一时的。”
《新百姓报》（当时东江游击队自办的报纸，后邹韬奋建议改名为《东江民报》）的工作人员李征还清楚记得第一批文化人入住教堂时的场面：“天主教堂内挤满了从香港脱险归来的人。男女老少都有，熙熙攘攘......（他们）没有倦意，如同回到老家那样欢快......”自1942年1月到6月底，这座教堂共接待了三百多位经西线营救的文化、艺术界人士，其中包括邹韬奋、茅盾、胡绳、戈宝权、沈志远、胡风等文化艺术界名人，他们在这里等待向内地转移。女作家萧红本是计划西线营救的，却因为她遭遇庸医客死香港而作罢。虽然接待条件简陋，一天两餐大锅饭菜和晚间一席草铺，“但人人面带笑容。这是庆贺脱险归来的笑，是胜利者的笑”。在老村的东头，一所村办幼儿园的旁边，我找到了教堂的旧址，这里在十几年前被辟为“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”。那座在大营救结束后不久，即被敌人放火烧成瓦砾的教堂，已经在院里的一角原样复建了，一样的白墙黑瓦。
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内复原的草寮招待所内景。（罗俊杰/图）
据茅盾的《脱险杂记》所载，“漂亮的两层小楼房”位于“离村半里许”的一处小山坡下，是东江游击队总部指挥所。在那里，邹韬奋、茅盾他们见到了曾生将军。茅盾慧眼看出，曾生“一举一动，依然是书生风度”。曾生是惠阳坪山（今深圳坪山）人，中学时就读澳大利亚悉尼商业学院，后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，本身就是一名儒将。出于对文化人的尊重，设宴时他特地安排了游击队负责文化宣传的人员作陪。
“有人拿灯来了，这是小小的煤油灯。接着就端上晚饭来了。曾生将军抱歉地说，弄不到好菜，可是有狗肉，问我们吃不吃狗肉？我们这一伙十来人，谁也没有吃过狗肉，这时一听说，大家便不约而同笑着叫好！”
那天晚上，邹韬奋、茅盾他们就在曾生将军的房间里“开了个大地铺，主人给我们一些日本军毯作褥子，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着战利品，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。”而曾生将军留下几个游击队员站岗后，“就带了少数战士袭击敌人去了”。
有些遗憾的是，《脱险杂记》里没有说明“小楼房”的具体方位。现在“离村半里许”的地方，只有老村的北面，隔着一条宽宽的马路，尚存一处芳草青青的山坡。山坡不是很高，坡顶搭着一大片工棚，住着修建另一条通过白石龙的地铁线的工人。转过工棚，深圳北站的大屋顶赫然出现。再往前，就不是白石龙的地界了。我停下来站在那里，放眼环顾，四面八方正在崛起一座崭新的城。
俯瞰龙华新区白石龙一带城中村，高铁从中穿过。（东方IC/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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