秘密大营救1941「我的1942」

深圳河两岸,一边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深圳高楼,一边是稻花香里说丰年的香港农田。深圳河自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,出伶仃洋,中下游为深圳与香港的界河。(视觉中国/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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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段过去了不算久远的历史。然而因为资料的语焉不详,让作者在深圳这样一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,寻找七十多年前那场大营救留下的痕迹,变得并不容易。


七十多年的时光像那条缓缓冲刷深港边界的深圳河,尽管两岸风物已与当年殊异,但流淌的河水仍是一条充满记忆的纽带,偶尔泛起的浪花正是不会沉寂的往事。


有意思的是,在这朵历史浪花的背后,折射出南中国这片热土,如何将“沧海桑田”这个时间大维度的成语浓缩在几十年间变为现实。

文 | 庞勉

责任编辑 | 杨嘉敏

1

香港:倾城的至暗时刻

“那天是十二月七日,一九四一年,十二月八日,炮声响了。一炮一炮之间,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,山巅、山洼里,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,说开仗了,开仗了。”这是张爱玲在《倾城之恋》中描写香港沦陷时的一段文字。虽是小说家之言,却基本与史实相符。在日军攻占主要水源地--黄泥涌水库,切断港岛的淡水供应后,12月25日圣诞节的黄昏,飘扬在中环半山总督府上空的米字旗易帜成膏药旗。香港进入了历史上黑暗的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。

由于港战的突然爆发和迅速结束,连接香港岛与九龙半岛的航道遭到日军封锁,平日舟楫往来的维多利亚海峡,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。弹丸之地的香港岛上,数百名内地文人、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来不及撤离,整日惶恐不安,躲避着特务的劝降和宪兵的追捕。他们无路可退,背后是正在爆发着战争的太平洋。

很多年以后,胡绳回忆起滞留港岛的那段“生死难卜”的日子:“……我们便被投入到战火下面生活。我们放弃了跑马地的寓所另找住处……我和朋友们的联系几乎都断掉了……”

就在这一批平时消息最为灵通的文化人为自身出路焦虑不堪、忧心如焚的时候,八路军驻港办事处(当时设在皇后大道中18号二楼,对外称“粤华茶叶公司”)负责人廖承志已经接到了远在重庆的周恩来的密电--全力抢救民主人士、文化界人士的指示。1942年元旦,廖承志、连贯、乔冠华三人星夜冒险从铜锣湾避风塘偷渡到对面的九龙红磡(日后众多文化人离开港岛偷渡九龙基本上走这条线路),在旺角上海街的一幢楼房里,以打麻将为幌子,和前来接头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(东江纵队前身,以下称游击队)政委尹林平敲定了大营救的两条主要交通线:一条是从九龙至西贡镇,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(东线);另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荃湾、元朗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(西线)。

一场即将影响中国文化进程的大营救,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开始了。半个世纪以后,胡绳写下的这段文字差不多就是当时亲历者离开港岛的共同记忆,“一天,一个朋友来通知我,立即在当夜坐船渡海到九龙,准备步行离开日本军队占领地区,进入东江游击队的地区(这个地区大致上就是现在的深圳)。”

2

东线:探路急先锋

1942年元月3日,清晨5点多,古老的沙鱼涌迎来了两位客商和一位教书匠的身影。步履匆匆的他们,很快淹没在“投墟”(赶集)的熙攘人流中,向村外走去。除了人群中十几双护送便衣的眼睛紧盯着他们,并没有其他人多看一眼。沙鱼涌的村民早就见惯了繁忙的水陆码头上形形色色的过客。

这三位过客,正是前一天在九龙部署大营救的廖承志、连贯和乔冠华。此刻,他们正以“被营救者”的身份,冒着巨大的风险,充当着东线探路的“前哨”。沙鱼涌就是首个登岸点。

沙鱼涌位于大鹏半岛西南端海岸线的中间点,南临大鹏湾,全长10.9公里的葵涌河在此入海。明朝初年,客家人已在河涌东岸构筑村落。因为晒制海盐又有天然避风港,明清两代均于此设办盐埠,管理产盐及贸易。而后逐渐增设商埠子埠和海关关厂(即海关分关)。1938年,日军侵略华南,占领各大城市,控制主要交通线后,与九龙隔海对望的沙鱼涌凸显地利,成为华南地区与香港联系的重要通道。其时,小小的渔村俨然是一座“微型城市”:海关、警署、教堂、银行、货栈、当铺、妓院、烟馆……每天十余艘客货轮往返沙鱼涌和九龙之间,贩卖物资的商贾以及从事搬运的人员达万人之多。这里,交通便利、人事混杂,便于营救中的接应和掩护。

深圳作为一座滨海城市,拥有长达260公里的海岸线,东部大鹏半岛海岸线更以优美著称。(东方IC/图)

那个时候,沙鱼涌海域不仅有日军的巡逻炮艇,海盗的突然袭击,还有随时可能会出没的鲨鱼(沙鱼涌因此得名。迟至1957年,渔民还捕获过两条体重万斤的大鲨鱼)。游击队员陈志贤在《大鹏湾护航》里记录了当时的情景:“约于凌晨三时,两条武装护航船,顺利到达沙鱼涌海域,肖华奎队长命令两船驶至离海岸五六百米停泊……一直等到早晨五时,肖队长才下令叫通讯员用手电筒,向沙鱼涌方向发出三长两短的信号,连发三次,很快就得到对方的回答信号。我们这两条船立即驶向岸边靠了岸。”靠岸的地点就在沙鱼涌村南边的东芴海滩。

现在,从沙鱼涌村到东芴海滩要经过一段修在山崖间的海滨栈道。不久前的台风山竹将河涌对岸的观光栈道悉数吹毁,而这一边因为背风,躲过一劫,只是有不少的落石和树木横亘路间。挨着山岭的路边,有一座不知什么年代废弃的碉堡,透过射击孔瞭望,不远处的东芴海滩上,推土机忙着将“山竹”登陆时拍上防波堤的海沙恢复到原地;海滩在若干年前被辟为东江纵队北撤纪念公园。大营救结束的四年后,东江纵队奉命从这里出发北撤山东烟台。一间纪念北撤的亭子就建在海滩西边的海蚀礁石上。亭外,碧波滚滚的大鹏湾洋面上正航行着往来盐田港的巨轮。

廖承志、连贯和乔冠华在海滩上了岸,随即在游击队便衣的接应下,穿过我身后的这座山岭。据说岭上还保存着一段他们走过的古道,只是这一带至今归属军事管理区,我无法一探究竟。

不过,在岭的西侧,距沙鱼涌村牌坊约500米的地方,我找到了一道横跨葵涌河的老石拱桥。因年久失修,桥头两端埋设了禁止通行的隔离桩。我目测了一下,桥长约20米,宽约两米多,离水面有五六米高。桥身两侧分别留有“拱福桥”和“x善最乐”的繁体题字。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公路通车之前,这道桥梁一直是沙鱼涌乃至大鹏半岛与外面的交通要道,东线必须经此桥才能前往金龟、田心。

金龟其实不是一处村庄的名字,而是七处自然村落的合称。发源于海拔530米坪头岭的一条溪涧,自西向东蜿蜒流淌穿村而过,最终汇入深圳的第三大水库--赤坳水库。溪涧因常年水量丰沛,被称为金龟河。河的两岸百草茂盛、林木丛生,在同石村(位于金龟河下游)一带,几十株树龄数百年的古榕须叶浓密、绿荫匝地。行走在村里的每一处,总有汩汩的流水声灌满耳朵。400多年前,客家人迁徙至此;又100多年前,湘赣交界的客家人来到这里,他们带来了桔树。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春天白色的桔花和秋季红了的桔果成为金龟迥异于周边乡村的风景。漫山遍野的桔树林里,一条古道自沙鱼涌逶迤而来。

然而,当我在金龟兜兜转转寻找古道时,并没有看到桔树。20多年前的一场虫害,已让它们消失殆尽,现在山野里栽植的是荔枝和龙眼。

几经周折,在同石村外的一家农家饭庄的屋角,我看到了用椭圆石块铺筑,仅容一人落脚的古道,朝西的一端连着一条仄窄的石板桥。曾经绵延数公里的古道只残剩20米,且深陷在四周屋舍的围堵之中。孤伶伶的一段,既没有来路也没有去处。能看得出来,除了饭庄看门的大黄狗偶尔会来嗅嗅野花、扑扑山蝶外,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。

古道自明朝起就已有之。清朝道光年间,葵涌镇上的一户潘姓家族,体察乡党跋涉泥泞山路的辛苦,遂捐银购石铺设路面。依今天的眼光看来,小道未免失之简陋。但是在以前的“畜力时代”,能在山川起伏中走上这样的路,无异于走上一条“坦途”。

金龟村古道。(庞勉/图)

1942年元月3日的上午,廖承志、连贯和乔冠华走完这条“坦途”后,为了避开坪山圩的日军,他们一头扎进隐蔽的山路,翻越田心山山脉。主峰海拔689米的田心山山脉是今天深圳坪山、葵涌和惠州淡水街道的界山,游击队惠阳大队的驻地在北麓的田心村。

时任游击队司令员的曾生将军在回忆录写道:“元月3日中午,短枪队带回来一批人,为首的胖胖的身材,头戴鸭舌帽;一个长得矮小;另一个高高瘦瘦戴了一副眼镜。‘啊,廖承志、连贯、乔冠华同志,他们脱险回来了!’我们高兴地喊起来,悬了好几天的心才放下来。”

坪山大工业区里的一条金田路把水祖坑分为新围和老围。新围就在路边,而老围,差不多要开到金田路的尽头,再走上一段乡村水泥路才能到达。这里离惠阳很近,我看了一下手机,信号都被切换成惠州移动了。村口一处半月形的大池塘后面,座落着一片巍然的客家围屋,远远望去,城堡似的。它是叶氏宗族的“水祖新居”,建成于清朝道光癸未年,说是“新居”,却比我要寻找的“水源世居”早100多年。

从大营救西线白石龙转送来的茅盾等人,曾经到过这里。茅盾在《脱险杂记》里写到:“相当高的墙,围成四方形,看不见有窗。外面又是围墙,墙上密布枪眼。我们在山上看去,就象从飞机上俯视一座大城。大圈圈里有小圈圈,整整齐齐,四方形,威严而雄壮。”由于连着好几天,离水祖坑十里远的公路上,出现两三百名日军和两辆装甲车,茅盾、廖沫沙等人不得不数次从围屋撤至屋后的山上,“总之我们在这个堡垒形的大院,往返进出三次,却只在它近边的山上树林里露宿了三晚”。而一觉醒来,总有“十多位武装战士在守卫着我们”。离开水祖坑的那天早上,在围屋里,他们享用了难忘的好饭菜,“四大碗,有鸡蛋,腊肠和腊肉”。

在“水祖新居”的背后,我找到了“水源世居”。这是一栋深圳地区相当罕见的客家排楼。这种客家民居形式,出现在民国时期。与传统客家民居的区别在于,二楼有开放的阳台、连廊,栏杆则有鲜明的现代元素。这栋房子建于民国22年,主人曾经参加过香港海员工会。廖承志、连贯、乔冠华就在二楼的客房里休息了一晚,认可这里具备大营救的接待条件。随后,他们匆匆北上,分头在老隆、韶关、坪石负责大营救向大后方的转移。

七十六年过去了,眼前的这栋两层高的排楼已经墙壁开裂、成为危房,不能入内。我大概数了一下,计有六道纵向、三道横向的槽钢从四面箍住墙体,还有两道从底部托住阳台。我从一楼虚掩的窗户探视,屋内有一截古旧的扶手木梯伸向二楼,看上去还相当完好。

今日水源世居。(庞勉/图)

尽管只是一次短暂的停留,“水源世居”却成为一生传奇的廖承志始终惦念的地方。很多年以后,廖承志的儿子廖晖托人拿着父亲在排楼前的留影,寻找到这里。同样难以忘怀的,还有著名法学家张友渔。在所有路过这里的被营救者中,他和夫人韩幽桐在这里住了最久,前后有十多天。在回首那段经历时,他不无感慨地写下:“我们到达惠阳(本章提及地名在1958年前归属惠阳县),地下党组织安排我们住在田心村一个老海员家里。那老海员只有一个孩子,把我们当家人看待,每天给我们煮红米、白薯吃。我们知道,在那战争年代,这也是难得的啊!”

3

西线:穿越今日深圳中心区

“……终于到了茫茫一片的水边。有渡船,那是平底大木船。我们这一群总共装了三船。”茅盾在《脱险杂记》里接着写到:“三十多分钟以后,三条木船都靠了岸;这是宝安县属,是沦陷区。”从九龙一路化妆成“难民”的文化人,拿着东江游击队便衣搞来的“良民证”,心惊胆颤地通过了河边日军哨卡的“点验”--茅盾称之为“鬼门关”,“过了这鬼门关的人们都跑得很快……回头再一看,呵,后面来的三五位神色仓皇逃也似的奔了来。他们一面跑,一面向我们挥手喊道:快走呵,日本小鬼要打人了!”

茅盾并没有记录渡河后的地名,但在《曾生回忆录》里,我找到了明确的记载,第一批经西线营救的邹韬奋、茅盾等人“经元朗、落马洲,到深圳河边,乘小艇过渡到北岸赤尾村”。

从今天繁华的深圳华强北向南步行2公里,在右手边就能看到“赤尾村”的牌坊。和深圳河边的许多村庄一样,赤尾在对岸也有大片农地,村民经常要过香港种田,至今赤尾还保留着进出香港的耕作口。1957年的一天,70多户村民过河种田后,没有返来,而是留在那边另建了一处叫信义的新村。

在1979年绘制的“福田公社地图”上,赤尾周边大致还是邹韬奋、茅盾上岸时见到的“此地一望平坦,全是稻田,远处青山,像一座屏风”景象。快四十年过去了,赤尾已是一副“泯然众村”的“城中村”模样。

当我爬上村里的一幢高楼,向西南眺望时,发现河对岸的风景倒与茅盾的描述颇有几分相似,只是成片的稻田换成了一口口明镜似的鱼塘。而眼前的风景,即使茅盾当年在岸上回首也无缘得见,它源于二十一年前深圳河的一次治理。

全长37公里的深圳河,本名罗溪或罗湖河,因1898年中英签订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,误作深圳河而得名。自东北流向西南的河水,在赤尾附近突然向南兜绕了一个“几”字形的大弯,逢临雨季动辄洪水泛滥。1997年初,深港合作对河道“截弯取直”,新故河道在赤尾和“皇岗--落马洲口岸”之间合围出一块大约87.7公顷的土地。由于这一段的深港边界以深圳河的中间线划分,河道取直后,本来深圳管辖的位于北岸的河套地区,换位到了南岸,成为香港的管辖范围。那一年香港回归了。

深圳河河套附近景观。(庞勉/图)

和赤尾一样,梅林坳是西线的一处重要接应点,是到达当时东江游击队总部白石龙村的必经路段。从赤尾前往梅林坳的小路,几乎自南向北穿过了如今高楼耸立、道路纵横的深圳中心区。在七十六年前邹韬奋、茅盾他们经过时,这里还遍布大大小小的山包和农田,随处可以看到持枪放哨的日本兵。

“但在(日本兵)这一喝问之后,我们就离开那大片的刚收割了的稻田,走上了灌木密茂的山坡。那山坡愈走愈高,后来到了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,大家都累了,就坐路边休息。这里有几株大树,大家分成几股都坐在树下。”

“大家”树下休息的地方,就是现在位于梅林后山南坡、梅林水库东侧的梅林公园古荔区。这里,先前植满了杨梅树,梅林因此得名。后来,村民改种更服水土的荔枝树。四百多年间,最盛时有1万棵之多,邹韬奋、茅盾路过时尚有5千多棵古荔树。我来到这片林子时,眼前所见显然没有那么多,细究之下,得知经过1953年梅林水库的修建和后来陆续的城市征地,目前余有1千多棵。幸运的是,刚刚横扫这座城市的台风“山竹”,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,这里依旧蓊郁苍翠、虬枝峥嵘。

林间有一条水泥山径,几经起伏后,一座“古庙”--“三圣宫”出现在路尽头的山坡上。这让我颇有些犹疑,在我查阅过的大营救资料中并没有这样一座“古庙”。解签的守庙人告诉我,这庙始建于南宋,供奉曾在梅林显圣的三位分别姓“邹、黎、石”的神仙。1995年因修路,迁来此处。有意思的是,这座“古庙”的东侧山墙上,写上字提醒前往三圣宫的行人,此刻脚下的林荫小道,正是当年多名爱国人士经此翻过梅林坳到达白石龙的。

然而我未能从这里爬上梅林坳,“古庙”后面的登山口因台风封闭。在知情人的指点下,四十分钟后,我出现在梅林坳的半山腰。一条花岗岩石板铺筑的道路出现在脚下,路北侧靠山绵延着一道约3米高的铁丝网。这是前几年才开放的“二线关”巡逻路。

“二线关”始于1982年6月深圳特区管理线的修建。这条管理线东起大鹏湾畔揹仔角、西至珠江口姑婆角码头,全长84.6公里,包括铁丝网、巡逻路,以及供电、照明、通讯、供水等设施。建设之初,沿线设置了6个联检站、29个耕作口、163个岗楼和165个涵洞,后有增减。1985年正式启用后,外地人员需持“特区通行证(边防证)”,才能进入深圳经济特区(俗称关内,管理线外的深圳地区俗称关外)。相对于俗称“一线”的粤港边境线而言,这条管理线被称为“二线”。

此后三十多年里,除了车马喧腾人头攒动的联检站,“二线”附近的狭长地带渐渐人迹罕至,成为市区内相对“原始”的地域。如今,梅林坳山腰间的这段巡逻路被辟为绿道,来这里徒步、骑行、游赏的市民络绎不绝。他们中间或许会有人想到,那些写下灿烂篇章的作家、学者,很多年以前,曾身影疲惫却神情倔强地经过这里。

1942年元月13日,下午,从香港一路坎坷而来的人们站上了梅林坳。短短一百多里的行程,他们走了四天,终于从危机四伏的敌占区来到了相对安全的游击区。梅林坳是今天深圳福田区与龙华区的界山,山并不算高,却因为山南沿海地带平原坦荡、丘陵低矮而显得格外高耸突兀。就是这样一座山,在那个时候像一道横亘在命运里的门坎,挡住了死亡和绝望,跨过去就是生,就是希望。

领路的交通员轻快地哼起:“我们都是飞行军,哪怕那山高水又深……”已经精疲力竭的人们猛然醒悟,“到家”了!欣喜若狂,一路上不敢开口怕口音暴露身份的大家,不顾一切地冲上山岗大喊,连扭伤了脚的邹韬奋也不例外,“再会吧,香港!”这里,“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”。群山之下,不远,一座村庄正张开怀抱,那就是白石龙。

廖承志在广州与脱险的文化界人士合影(前排左起:茅盾、夏衍、廖承志;后排左起:潘汉年、汪馥泉、郁风、叶文津、司徒慧敏)。(南方周末资料图/图)

4

白石龙:脱险归来

从深圳的市民中心搭乘地铁,十四分钟后,便直达了白石龙。七十六年前,遍植沙梨树的山地,现在“种满”高高低低的楼房。如果不是脚下一路下坡的人行道提醒,我真的看不出来这里曾经是一座山坡下的村庄。

“村前有一个广场,一座漂亮的两层小楼房,矗立在村子中间;还有一座镶着十字架的小教堂,也很显目;村后长着茂盛的树林;村前一条小涧传来淙淙的水声。”这是交通员李筱峰护送邹韬奋、茅盾等人到达白石龙时看到的村庄。

那个时候,白石龙只有二三十户人家,却多达十几个姓氏,村民都讲广府白话。这与周边家族聚居讲客家话的围村明显不同。据说他们的先人是南宋末年遵奉宋少帝旨意来此屯田的兵士,故而姓氏众多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,附近还有一处叫“皇帝田”的地名。

以1979年为界,深圳的许多村庄把之前的居住地称为老村(围),之后的命名为新村(围)。白石龙也不例外。老村处于新村白石龙一区的北端,面积很小,村民自建的“握手楼”东西排列。可是,除了门牌上的“老”字,我没能找到其它,目力所及,村里最老的房子恐怕都不会超过30年。

茅盾在《脱险杂记》里也提到了那座教堂,“当然只剩下一个空壳,教士早已走了,信徒也已星散,家具更不用说早已荡然无存......”这是一座1929年建成的天主教堂。其时正值天主教在深圳地区广泛传播,西方神父从香港沿广九铁路北上,看中了深圳腹地的白石龙,便留下来传教。两年后,由香港教会出资 ,一座三间两进、白墙黑瓦的房子出现在村里。如同茅盾猜度的那样,“它是曾经盛极一时的。”

《新百姓报》(当时东江游击队自办的报纸,后邹韬奋建议改名为《东江民报》)的工作人员李征还清楚记得第一批文化人入住教堂时的场面:“天主教堂内挤满了从香港脱险归来的人。男女老少都有,熙熙攘攘......(他们)没有倦意,如同回到老家那样欢快......”自1942年1月到6月底,这座教堂共接待了三百多位经西线营救的文化、艺术界人士,其中包括邹韬奋、茅盾、胡绳、戈宝权、沈志远、胡风等文化艺术界名人,他们在这里等待向内地转移。女作家萧红本是计划西线营救的,却因为她遭遇庸医客死香港而作罢。虽然接待条件简陋,一天两餐大锅饭菜和晚间一席草铺,“但人人面带笑容。这是庆贺脱险归来的笑,是胜利者的笑”。在老村的东头,一所村办幼儿园的旁边,我找到了教堂的旧址,这里在十几年前被辟为“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”。那座在大营救结束后不久,即被敌人放火烧成瓦砾的教堂,已经在院里的一角原样复建了,一样的白墙黑瓦。

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内复原的草寮招待所内景。(罗俊杰/图)

据茅盾的《脱险杂记》所载,“漂亮的两层小楼房”位于“离村半里许”的一处小山坡下,是东江游击队总部指挥所。在那里,邹韬奋、茅盾他们见到了曾生将军。茅盾慧眼看出,曾生“一举一动,依然是书生风度”。曾生是惠阳坪山(今深圳坪山)人,中学时就读澳大利亚悉尼商业学院,后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,本身就是一名儒将。出于对文化人的尊重,设宴时他特地安排了游击队负责文化宣传的人员作陪。

“有人拿灯来了,这是小小的煤油灯。接着就端上晚饭来了。曾生将军抱歉地说,弄不到好菜,可是有狗肉,问我们吃不吃狗肉?我们这一伙十来人,谁也没有吃过狗肉,这时一听说,大家便不约而同笑着叫好!”

那天晚上,邹韬奋、茅盾他们就在曾生将军的房间里“开了个大地铺,主人给我们一些日本军毯作褥子,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着战利品,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。”而曾生将军留下几个游击队员站岗后,“就带了少数战士袭击敌人去了”。

有些遗憾的是,《脱险杂记》里没有说明“小楼房”的具体方位。现在“离村半里许”的地方,只有老村的北面,隔着一条宽宽的马路,尚存一处芳草青青的山坡。山坡不是很高,坡顶搭着一大片工棚,住着修建另一条通过白石龙的地铁线的工人。转过工棚,深圳北站的大屋顶赫然出现。再往前,就不是白石龙的地界了。我停下来站在那里,放眼环顾,四面八方正在崛起一座崭新的城。

俯瞰龙华新区白石龙一带城中村,高铁从中穿过。(东方IC/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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